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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交融、南北汇聚重构广府历史文化地图

发布时间:2019/02/13 点击量:
  广府文化以操广州话(白话、广东话、广府话)地区爲其存在空间形成,搆成广府文化地图,据有西江地区(含桂东)和珠江三角洲,占岭南地区一大部分,居岭南四大民係(广府、客家、潮汕、琼雷)人数和地域之首。然而广府文化占地分布格局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産物,经历了首爲东西交融、继爲南北汇聚的文化对撞和融合过程,最后两者紧密结合、积澱,最终形成广府文化地图。

  一、秦汉到南北朝:文化东西交流奠定广府文化基础

  东西文化交融是广府文化形成一个最重要因素,主要发生在秦汉到南北朝时期,与秦汉进军岭南,中原移民入居,西江地区开发,和岭南交通大格局分布有不可分割联繫。

  秦汉以降,岭南地区先后建立起封建制度,区域开发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。西江大小支流,成爲秦汉进军岭南主要通道,原以土着文化爲主体的西江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碰撞、整合,发展成爲以南越、瓯越文化爲本底,以中原文化爲主体的区域文化。西江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比岭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,这在其文化特质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。

  在物质文化方面,秦汉时,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。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“地形图”上,在今广东境内,标出“桂阳”(连县)和“封中”两个地名,后者即今贺江流域,説明该地区最早爲岭北所熟知,区域开发自然在其他地区之上。如广西梧州地区汉代考古发掘所获种种冥器就有大量各式农业用具、粮仓等。特别是所铸铜质粮仓非常精美,显示汉代苍梧郡是个重要産粮区,稻作文化很发达。岭南方言中有不少以“那”爲起首地名,其意爲越语水田,这类地名在西江地区至今仍有保留,例如高要有那落、新兴有那康等,即爲这种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。稻作文化也带动园艺文化发展,梧州鹤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有柑橙类果核。汉苍梧郡有个被誉爲“巨孝”的人丁密,他“非已耕种菜果不食”,“非家织布不衣”,想见园艺业已很普遍,故到西晋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特别指出:“苍梧多荔枝,生山中,人家亦种之”。荔枝从野生到人工培育、引种至田园,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进步。以稻作爲中心的农业进步也带动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发展。梧州富民坊有西汉烧窑遗址,旺步东汉墓出土铜碗,工艺精湛,碗底还刻有“章和三年(89)正月十日钱千二百”字样,不但是手工业,也是商业与货币经济兴旺一种佐证。而这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阶段,由此亦见西江地区经济发展在其他地区之上,也是西汉文化率先发展一个标誌。

  在教育文化方面,西江地区是岭南兴学最早地区之一。西汉以降,苍梧郡治即成爲一个教育文化中心。办学的多爲南下士人,是爲私学。一些饱学之士,即在其中任教,讲授儒家经典,从游者数百甚至上千人。如汉末北海人刘熙,建安中期“荐辟不就,往来苍梧南海,客授生徒数百人。汉末三国初名臣虞翻,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记其罪放在“岭南十余年,……而讲学不倦,门徒常数百人”。他经常往来于南海、苍梧等郡,兴教办学,爲岭南文化教育事业建功不小。在大部分地区仍很蛮荒的古代岭南,苍梧郡能出现一片瑯瑯书声,就是中原文化在当地传播、生根的结果。

  在人才培养方面,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化面貌。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等人,根据诸史记载,对汉代苍梧郡人才作了分类阐述。他们可分爲行孝之士、忠烈之士、政治人才、军事人才和学术人才,凡五类。他们或以忠孝节义闻名,或以政绩昭着见称,或以武功定国安邦,或以学术立言传世,都在各自领域裏有所建树。这种人才鼎盛局面,是文化教育发展成果,但离不开当地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繁荣的经济基础。

  在学术文化方面,由于苍梧郡教育兴盛,人才荟萃,自带来学术繁荣,那些由于不同原因聚集苍梧的各类人士,除了教授生徒,则或相互争鸣,各不相让,把问题引向深入;或着书立説,一时形成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,对宣传儒家礼制文化,移风易俗,改变当地“不知礼则”、“不懂典训”局面功不可没。据诸史统计两汉南下苍梧及当地学者撰写的学术论着不下21种。比较重要的有陈钦《陈氏春秋》、陈元《左氏同异》、士燮《春秋经注》、虞翻《论语注》等。尤以陈钦、陈元父子影响最大,成爲左氏春秋学在岭南重要学派,在汉代全国学术论坛上佔有重要一席地,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荣。故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总结汉代岭南学术文化论着中,高度评价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。民族学家徐鬆石先生説:“岭南经学,实以二陈(即陈钦、陈元)爲始”。唯其如此,西江文化得以成爲一种时代先进地域文化,跻进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之列。

  六朝时期,岭南社会相对安定,未受外来势力较大冲击,西江文化仍能保持过去先进地位。明天啓《封川县誌》説,封川“地灵人杰,汉唐之间,明经高第独步其先,是爲名邑也”。

  这样,秦汉到南北朝,以广信和广州爲两个端点的西江文化,实际上代表了广府文化未形成以前岭南文化发展的主流,而广信作爲西江文化中心,积累文化势能不断向东辐射,扺达广州。这条以西江爲轴綫文化走廊,具有鲜明的东西走向,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。

  二、唐宋五岭南北交通改善爲文化交流铺平道路

  唐代以后,张九龄开大庾岭道,沟通了岭南与长江流域和中原北方的交通,加之中国经济重心自唐中叶以后开始南移,中原北方移民多取道大运河南下,经赣江过大庾岭道下岭南,故南北文化交流地位远胜于唐以前东西方向交流,由此形成以北江爲交通轴綫,也同时是一条文化交流轴綫,开始建立广府文化南北空间格局。

  五岭最东大庾岭,海拔1000m左右,高兀险峻,虽然有些隘口可通,但毕竟是羊肠小径,车不容轨,依靠人力,运量极其有限,不能满足唐代以来广州作爲国际性贸易港市对南北货流的要求。开凿大庾岭道成爲一个时代需求,也是五岭南北区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産物。开元四年(716年)曲江人左拾遗张九龄奉请修治大庾岭道,获唐玄宗见準。张九龄亲自主持此项工程,很快修成一条长45km、宽2-4m,以青石块和鹅卵石铺成的大道,以及馆驿、凉亭等附属设施。这条大道北接江西大余,南扺广东南雄,凿成后,很快成爲南北往来通衢大道,“坦坦而方五轨,阗阗而走四道,高深爲之失险,转输以之化劳;”“鐻耳贯胸之类,殊琛絶赆之人,有宿有息,如京如坻。宁与夫越棠白雉之时,尉佗翠鸟之献,语重九译,数上千奴,若斯而已哉!一隅何幸,二者尽就”。不仅中国商人、旅客,身穿奇装异服的外国人也混杂其间,与赵佗时代已有很大改变,乃岭南之幸。这条大道顺赣江经虔州、洪州、江州、扬州,沿大运河历汴州、宋州扺达东都洛阳,可至西京长安,经过珠江、长江、黄河流域,把三者联成一体。唐代,除大庾岭道外,联结五岭南北的还有另外三条交通綫。一是从广州溯北江到韶州,沿武水经乐昌北上即骑田岭道,经湖南郴州、衡州(衡阳)、潭州(长沙)、岳州(岳阳)、江陵、襄州(襄樊)、邓州、蓝关(今陕西商州西北)至长安,爲广州至长安里程最短一綫。二是从广州北上,仍溯北江至英德连江口折人连江(湟水),经阳山、连州,仍过骑田岭,接前道,走荆襄至都长安。三是桂州道,通过灵渠,保持桂林与湘南交通,溯湘江北上,与前述两道汇合,但作用已大不如秦汉时代。

  大庾岭道至长安全长3200km,而骑田岭道全长2245km,两路均需走2个月左右。大庾岭道虽较长,但经唐代最大商业城市扬州,且可走大运河,故爲岭南商人首选。着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指出:“广州、洪州数处胡人最多,大概皆以营商而来。……广州者,海舶登岸之处也。洪州过路之处也。唐时,广州之波斯、阿拉伯商人,北上扬州逐利者,必取道大庾岭,再沿赣江而下,顺长江而至扬州也。……长安爲唐之都城,亦奔名逐利者之所趋也。五岭交通重心东移,使广东与江西关係进一步加强。张氏指出,广州和有东南都会之称洪州(南昌)爲这条綫上胡人最多城市。交通兴盛必然带来商业繁华,诗人杜牧评洪州“连巴控越知何有,珠翠沉檀处处堆”,作爲一个交通商贸中心,中外商品云集,文化交流必然应运而生,这是毫无疑义的。

  宋代定都开封和杭州,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,与广州联繫更爲密切。大庾岭道地位也继续上昇。北宋名相余靖在韶州《望京楼记》中説:“汉唐之西都也(指建都在位置偏西的长安),由湘衡而得骑田,故武水最要;今(北宋)天子之都大樑(开封),浮江淮而得大庾,故浈水最便”。爲进一步发挥大庾岭道作用,宋代对大庾岭作了修治。曾任广东转运使蔡抗和任职江西的蔡挺兄弟曾“相与协议,以砖甃其道,自下而上,自上而下,南北三十裏,若行堂宇间,每数裏置亭以憩客,左右通渠,流泉涓涓不絶,红梅夹道,行者忘劳”。当地人还发明一种适于山坡使用的独轮车,以提高运输能力,大庾岭道由此显得日益繁忙。余靖在《武溪集·浈水馆记》中説:“自京都沿汴絶淮,由堰道入漕渠,沂大江,度梅岭,下贞(浈)水至南海之东、西江者,唯岭道九十裏爲马上之役,余皆篙工楫人之劳,全家坐而致万裏。故之峤南虽三道,下贞水者十七八焉”。即水路居全程主要方式,浈水这条路爲北上交通主干綫。相比之下,武水水急滩多,险恶状况无多少改变,商旅少有问津而以货运爲主。宋政府还在北江英德县境浈阳峡修筑栈道,改善北江交通。志称“荣湮爲广东转运使,广有板步古河路絶险。林箐瘴毒。湮开贞阳峡至恍口(连江口)古径,作栈道七十间,扺清远,趋广州,遂爲夷途”。这样,由广州北上道路畅通无阻直扺汴京(开封)。

  三、唐宋大量移民自北向南入居,最终形成广府民係和广府文化

  北宋末和南宋末,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,又有大量灾民流落岭南。这两次移民人数多,规模大,时间长,分布广,对岭南各民係形成影响最爲直接和深远。据王存《元丰九域志》统计,北宋后期今广东(含海南)户口中,主户占61%,客户占39%,广西主户占67%,客户占33%。而据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载,北宋初广东客户仅占13%,广西占34.6%。显见宋代岭南户口增加主要是岭外人口南迁。

  显然可见,外来人口超过当地人口的地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、西江和漠阳江流域,它们成爲广府係地区的主体;而梅州和惠州也属客户超过当地人口地区,奠定了它们成爲客家係地区的人口基础。

  大量历史文献、族谱、家乘等记载了宋代这两次人口迁移。据黄慈博《珠玑巷民族南迁记》载,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下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“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,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;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二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;第三批集体南迁爲元兵扰攘,逼迫南雄,衆避兵燹,仓惶登程”。据该书统计,主要定居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这些移民共有73姓165族。而据曾昭璇教授考证有141姓,遍布28个县市668个乡镇,其中南海76姓,顺德53姓,广州28姓,花县5姓,从化6姓,中山67姓,珠海10姓,新会92姓,江门8姓,台山20姓,开平32姓,恩平7姓,鹤山57姓,番禺24姓,东莞78姓,增城55姓,龙门10姓,宝安6姓,深圳1姓,博罗11姓,惠阳2姓。这虽然不可能包括移民的全部,但反映宋代移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布概貌。

  宋代从南方迁来移民比北方多,更容易适应岭南地理环境,其中粤北主要指南雄,事实上这些迁民在南雄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再度南迁,最终多以珠江三角洲爲归宿。

  唐宋时代,五岭南交通和人口迁移占主要地位,文化交流也呈同样态势。这一是广府话在唐代基本定型,宋代更趋成熟;二是人才分布格局发生很大改变,在宋代广东993个各类科举人物中,粤北占21%,粤中占34%,西江地区占16%,南北轴爲55%,凸现了粤北与珠三角人才优势地位,这自是南北文化汇聚结果。

  四、小结

  综上所述,从岭南开发历史时空视角观察,历史早期,基本上是灵渠—湘桂走廊交通作用,岭南文化中心在两广交界广信即今梧州、封开一带,人口迁移以西江爲主,岭南文化也以西江爲主轴,教育、人才等沿綫分布,爲广府文化之刍型;但唐代以后,五岭交通綫东移,中国经济、政治格局变迁,使以北江爲主南北交通地位上昇,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也转到北江沿綫,南雄、韶州、英州、清远、广州等城市相继而起,成爲各级文化中心,南北交通綫,也是中外文化交流、融合轴綫。它与西江文化轴綫在珠三角地区汇聚,形成宋元时代珠三角人文荟萃局面,带动唐宋时代业已形成广府文化发展,并爲明清广府文化成爲岭南历史文化地图的主流奠定强大曆史基础。

  (许桂灵,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研究员、广东广府学会顾问委员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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